超度一定要亡灵的忌日么

超度一定要亡灵的忌日么

1、fo教说：学者多认为做七习俗来源于生缘说，大约在fo教传至东汉后到南北朝这段时期内形成，从唐初起突破信众范围，走向世俗化。为何要规定“七”为忌日?谓人生有六道流转，在一个人死此生彼之间，有一个“中阴身”阶段，如童子形，在阴间寻求生缘，以七日为一期；若七日终，仍未寻到生缘，则可以更续七日，到第七个七日终，必生一处(见《瑜珈论》)。

所以在这七七四十九天中，必须逢七举行超度、祭奠。这种由fo教“生缘说”催生的做七习俗之所以在南北朝时形成，自然应视作当时fo教盛行的产物。唐人李翱曾撰《去fo斋说》，对做七习俗及其理论依据予以驳斥，其根据之一便是“伤礼”，不合儒家对人情哀戚的讲求，这也能反证做七本是fo家的事。

2、相反，也有人认为做七习俗本于道教。从该俗的实践看，做七既请僧众诵经，也请道士诵经，而民间关于做七由来的种种解释，多与道教的地狱结构及功能的宣传相吻合。

3、还有人认为做七习俗源自先秦时代的“魂魄聚散说”：人之初生，以七日为腊，一腊而一魄成，故人生四十九日而七魄全；死以七日为忌，一忌而一魄散，故人死四十九日而七魄散，做七的意义就是祭送死者。

此外如天以阴阳二气及金、木、水、火、土五行演生万物，谓“七政”，人得阴阳、五常而有“七情”，故天之道惟七，人之气亦惟七；以及《易·系·复》曰“七日来复”，《礼记·檀弓上》日“水浆不入口者七日”，都是本此道理而来，也都是后世做七习俗的信仰内涵所在。不过这些观念和旧礼又是怎么具体变成做七习俗的呢?仍是一个迄今无人作出说明的疑问。

4、还有人推测，做七习俗的原型是“虞祭”，即周代时“国人”于父母葬后迎其魂灵于殡宫的祭祀仪式，“虞”就是“安”的意思，即使亡者之灵得到安息。按礼制规定，举行虞祭的时间和次数因死者地位的不同而有区别，士之丧三虞，大夫之丧五虞，诸侯之丧七虞，每次虞祭皆以七日为期。

到了“礼崩乐坏”的春秋晚期，大夫都僭用诸侯的七虞之礼。再往后，秦并六国，改朝换代，只要有条件谁举办七虞都行，最终流变成了通行民间的做七习俗。

“做七”期间的具体礼仪繁多，各地有各地的做法。在广州一带，旧丧俗中的第五个七天，必须由外嫁女回来，这一天的费用完全由外嫁女负担，如果死者没有外嫁女，就由外嫁的侄女或侄孙女来做。人死后的第一个七天、第三个七天和第七个七天，叫做”大七”。

在这一天祭奠中有”走七”的习俗，就是说在这一天的祭奠中，外嫁女儿和媳妇们，每人各自提一只灯笼，在规定的仪式中飞也似地赛跑，争取第一个跑回家，俗称”争英雄”，认为这样死者灵魂能庇佑降福。因为人们认为人虽然死了，但灵魂仍然和活人一样有情感。

做七一般由女婿主持。在浙江一带，主持”做七”各有不同，杭州地区女婿来操办”五七”而在临安和宁波等地方，则由女婿做”六七”。 在”五七”的前一夜，很多地方都流行搭”望乡台”。传说，死者只到那天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就会在阴间里登上”望乡台”眺望阳间的家室，会见亲友。杭州人习惯在台上放置一件死者的衣衫，上面罩把伞。

而苏州一带的地方，在这一天的五更时分，子女们打开大门向西连续大喊三声：”某某回来吧！”然后向灵前痛哭，同时端上事先准备好的酒菜，设奠祭祀，叫做”五更夜饭”，这个仪式就是”喊五更”。

天亮之后，丧家就请店事先用花纸扎一座住宅，门窗、厅堂、庭栏、井灶等十分齐全，给人观赏之后，用火烧尽，据说这样可以使死者在阴间有房可住，这叫做”化库”。现在则把纸糊的家电焚化给死人，好让死者在阴间也过上”现代化”的生活。到了四十九天，便要做”断七”。断七过后就出了孝期，丧家都很看重。亲朋好友参加”断七”礼仪活动。”断七”这一天，请道士和尚来做道场，美其名曰”保太平”。因为这一次则是为活人祈祷。念经拜忏之后子女们便脱下丧服，换上常服。

在中国南方一些民族中，”做七”期间还有一种”娱尸”的习俗。土家族在留置灵柩期间，每十二天举行一次隆重的守灵仪式，本村和外村的青年男女聚集在丧家的房屋后，吹拉弹唱，跳丧舞，借以谈情说爱，选择对象。跳丧舞，又叫做”散忧祸”、”打丧鼓”，它是土家族祖先巴人早在两千多年多年以前发明的一种民族舞蹈，后来土家族的子女们就一代一代地把跳丧舞传承了下来，流传至今。

人死以后，尤其是长辈百年归天以后的第一个晚上，丧家就开始了这种跳丧舞的活动。被请的歌师傅一人击鼓领唱，还有两人帮和，边歌边舞，围着棺材一跳就是几个通宵。跳丧舞是要给死者家属减轻悲痛，解除忧闷，以达到哀而不悲，伤而不痛的目的。

fo教认为，除罪大恶极的立即下地狱，善功极多的人立即升天，灵魂一般并不能够马上转生。没有转生的亡灵不是鬼，是在死后至转生过程中的一种身体，等待转生机缘的成熟。所以，人死之后七个七期中，孝属或亲友如果能请僧人来为他做些fo事，亡者即可因此而投生到更好的去处。所以，fo教主张超度亡灵最好是在七七期中。

如果过了七七期之后，亡灵托生的类别已成定案，再做fo事，就只能增加他的福分，却不能改变他已托生的类别了。如果一个人，生前作恶很多，注定来生要托生畜类，当他死后的七七期中，如果有孝属亲友为他大做fo事，使他听到出家人诵经，当下忏悔，立意向善，他就可以免去做畜牲，而重生为人了。而道家也认为超度度亡灵最好是在他”七魄”没有散尽之前。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做七

为先人做道场一定要忌日(周年)这一天吗祭祀父亲逝世六十週年，因子要去外地，提前做道場行吗

当然可以提前。

形式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作用和意义。做道场超度的作用，在于一般人类都有贪心和嗔心，死后堕于地狱或饿鬼道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在恶道非常痛苦，远超出我们的想像和经验，我们通过超度，让先人离苦得乐，这就是超度的目的。而由于痛苦，他们恨不得马上离开，越快越好。因此提前为先人做超度，他们只有高兴，哪里会愿意等于周年纪念日那一天呢？

人死后为什么要祭祀七七四十九天

人死后，亲属每七天设斋会奠祭(或称追荐)一次，前后七次，共七七四十九天。民间俗信对此尚有种种讲究，如第一个“七”称头七，例由儿子为亡父(母)设木主焚纸钱，延请和尚诵经；二七则请道士还受生经；三七、四七俗称“散七”，可由外甥、侄辈来做；五七倍受重视，另有“回煞”仪式；六七由女儿备酒饭，无女则由侄女；七七称“断七”，由丧家供奉酒菜祭奠，并诵经除灵等。事实上，做七习俗并不是儒家所倡导的传统丧葬礼俗的内容。有关做七习俗的来源及其信仰内涵等问题，至今聚论纷纭，尚无定论。

民间相传，做七习俗始于唐初，大致情节是：唐太宗李世民临终前曾嘱咐太子：死后每隔七天须由亲人为其摆一次荐宴，烧一回纸钱，前后共七次，至七七四十九天止，使其灵魂得以顺利超度。其中“五七”的置办，尤应丰盛，等等。太宗死后，太子遵旨一一照办。其后公卿百姓纷纷仿效，由此形成做七习俗。这种故事当然于史无征。有人指出，做七习俗虽然自唐初起盛行，但早在南北朝时已见有关记载，《北史·胡国珍传》：“国珍年虽笃老，而雅fo法”，及薨，“诏自始薨至七七，皆为设千僧斋”；《北齐书·孙灵晖传》：“从(南阳王)绰死后，每至七日及百日终，灵晖恒为绰请僧设斋。”

根据上述记载和其他若干资料，学者多认为做七习俗来源于生缘说，大约在fo教传至东汉后到南北朝这段时期内形成，从唐初起突破信众范围，走向世俗化。为何要规定“七”为忌日?谓人生有六道流转，在一个人死此生彼之间，有一个“中阴身”阶段，如童子形，在阴间寻求生缘，以七日为一期；若七日终，仍未寻到生缘，则可以更续七日，到第七个七日终，必生一处(见《瑜珈论》)。所以在这七七四十九天中，必须逢七举行超度、祭奠。这种由fo教“生缘说”催生的做七习俗之所以在南北朝时形成，自然应视作当时fo教盛行的产物。唐人李翱曾撰《去fo斋说》，对做七习俗及其理论依据予以驳斥，其根据之一便是“伤礼”，不合儒家对人情哀戚的讲求，这也能反证做七本是fo家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