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寺超度

安国寺超度

周邦彦（1056～1121）

中国北宋词人。字美成，晚号清真居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历官太学正，国子主簿，徽猷阁待制，提举大晟府（管理音乐的机构）。生平于《宋史》、《东都事略》和《咸淳临安志》等中有简略记载，近代王国维作《清真先生遗事》对其一生事迹作了梳理。

周邦彦少时”疏隽少俭，不为州里推重，而博涉百家之书”（《宋史》本传），”性落魄不羁，涉猎书史”（《东都事略·文艺传》）。神宗元丰二年（1079），”布衣西上”京师（《西平乐》词序），入太学读书。七年（1084），因献《汴都赋》而”声名一日震耀海内”（《清真先生文集序》），擢太学正，从此，周邦彦的一生因此赋而浮浮沉沉。八年（1085），新法废除。周邦彦于哲宗元佑二年（1087）出庐州教授（今安徽合肥），次年徙荆州，元佑八年（1093）知溧水县，绍圣四年（1097）还朝，任国子监住簿，经历了整整十年”浮沉州县”（《挥尘余录》），”飘零不偶”（《重进汴都赋表》）的外放生活。次年，哲宗召见崇政殿，使诵前赋，除秘书省正字。徽宗朝，历校书郎、考功员外郎、卫尉宗正少卿兼议礼局检讨。政和六年（1116），入为秘书监，进徽猷阁待制提举大晟府。可谓”以一赋而得三朝之眷”（《清真先生文集序》）。后受刘昺事牵连复放外任，辗转顺昌、处州、南京等地。宣和三年于南京病故。

周邦彦”博文多能”（《直斋书录解题》），”诗文之外，兼善书法”（《清真先生遗事》），”笺奏杂著，皆是杰作”（《贵耳集》下），但终以词掩其他文。其中《汴都赋》为成名之作，长7000字，流传至今。古体诗《天赐白》、《过羊角哀左伯桃墓》，风骨凛然，绝无绮罗香泽之气。著有词集《清真集》。其词在宋代就被公认为”负一代词名”，在宋代影响甚大，陈郁《藏一话腴外编》云：”二百年来，以乐府独步。贵人、学士、市儇、妓女皆知美成词可爱。”周邦彦”好音乐，能自度曲”（《宋史》本传），因”尤长于长短句自度曲”而被任命为提举大晟府（《直斋书录解题》），对当时的乐曲、词调进行了一番系统的审定、制作、定型、推广的工作，”复增演慢曲、引、近，或移宫换羽为三犯、四犯之曲”（《词源》）。其词融化古诗，浑然天成，言情体物，穷极工巧，善于铺叙，长于勾勒，审音协律，格调精严，”今其声虽亡，读其词者，犹觉拗怒之中，自饶和婉，曼声促节，繁会相宣，清浊抑扬，辘轳交往。两宋之间，一人而已。”（《清真先生遗事》）邦彦词多写男女恋情，咏物怀古，羁旅行役，内容较窄，境界不高。但在艺术创意上堪称大家，其词善于铺叙，即在写景抒情中渗入述事，造成另一境界，形成曲折回环，开阖动荡，抑扬顿挫之势，发展了柳永、张先的慢词。加之语言工丽，多用典故，形成了浑厚、典雅、缜密的艺术风格。代表作如：〔少年游〕“并刀如水”，在寥寥51字中，不但写故事，重现当时的境界，而且写对话，如见词中之人，且闻其语，生动地描摹出人物的性格、心态，在词中实为独创。另一首〔少年游〕“朝云漠漠散轻丝”，写得更妙。一首小令写了两个故事，中间只用“而今丽日明金屋”一句联起来，将上阕的追忆恋爱与下阕的共同生活、金屋藏娇两种境界进行了比较，感受追忆两个故事中的同一种情调：相聚不如相思，意味深长。另如长调〔花犯〕“粉墙低”，跳跃曲折，照应、收放、开合，十分讲究；〔过秦楼〕“水浴清蟾”，将时间、地点、人物、感情变换数次，构成全部事件、人物感情发展的脉络；〔兰陵王〕《柳》，把将离之情，既去之思，居者与行者，旧恨与新愁，人和物，情和境，浑然融为一气。邦彦词音律严整，格调精工，多创新调。因此他被尊为婉约派的集大成者和格律派的创始人，其高度格律化的词风对南宋的史达祖、姜夔、吴文英、周密、张炎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前收苏、秦之终，复开姜、史之始”（《白雨斋词话》），开启了南宋之后的格律词派，乃宋词发展史上结北开南的人物。

柳永（约971-1053），字耆卿，初名三变，字景庄，排行第七，又称柳七，崇安（今福建崇安县）人。北宋著名词人。出身于儒宦世家，工部侍郎柳宜少子，景佑进士，官至屯田员外郎，故又世称柳屯田。柳永为人放荡不羁，仕途更为坎坷。时人将其举荐于仁宗，却只得四字批语：“且去填词”。仕途无涯，便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流连于歌楼舞榭，沉迷于声色词曲，潦倒终身，竟由群妓合金而葬。

政治上的抑郁失志，生活上的特殊经历，以及他的博学多才，妙解音律，使这位“浅斟低唱”、“怪胆狂情”的浪子，成为致力于词作的“才子词人”。由于柳永对社会生活有相当广泛的接触，特别是对都市生活、妓女和市民阶层相当熟悉。都市生活的繁华，妓女们的悲欢、愿望及男女恋情，自己的愤恨与颓放、离情别绪和羁旅行股的感受，都是其词的重要内容。此外，也有一些反映劳动者悲苦生活、咏物、咏史、游仙等作品。大大开拓了词的题材内容。他接受民间乐曲和民间词的影响，大量制作慢词，使慢词发展成熟、并取得了与小令并驾齐驱的地位。在词的表现手法上，他以白描见长；长于铺叙，描写尽致；善于点染，情景交融，抒情色彩强烈；语言浅易自然，不避俚俗，使其词自成一格，广为流传。

柳永在词的内容和表现手法方面都有新的开拓，标志着宋词的重大变化，对宋词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其词音律谐婉，平易轻约，更善情景之融。叶梦得《避暑录话》中言称：“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足见其靡盛，而纪昀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倍加推崇：“诗当学杜诗，词当学柳词。”著有《乐章集》，其词中名篇有《雨霖铃》、《凤栖梧》、《八声甘州》、《望海潮》等。柳永生平散见张宗橚《词林纪事》和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等。

苏轼

（1036～1101）

苏轼，字子瞻，自号东坡居士，四川湄山人。东坡自幼博贯内外群典，属文日数千言，一○五七年二十二岁时进士及第致仕。在朝期间，时值王安石推行新法。

东坡站在保守派的立场，上书力陈新法之害。书曰：「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薄厚，不在乎穷与贫。人主知此，则知所轻重矣。」要求神宗权衡轻重，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要急于有功而贪富强。神宗阅书后，特单独召见东坡，倾心而谈。东坡对曰：「臣以为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其言隐指安石，要神宗提防。神宗悚然有省地说：「朕当详思之。」但苏轼的直谏也因此得罪了安石，遂被请出朝廷。在外期间，因心怀不平，常以诗论讽，又引起小人的讪谤，被捕入狱。安石欲置以死地。神宗念其忠心，又怜其才华，不忍深罪，遂以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执掌地方军事的助理官）安置。安石死后，司马光任宰相，苏轼复入朝，升为翰林学士（皇帝身边的顾问兼秘书官），但终以才高言直，为权臣所忌恨，历贬至惠州（今广东惠阳）、琼州（今海南岛）、杭州等地，建中靖国元年（一一○一年）死于常州，享年六十六。《宋史》卷三百三十八「本传」评述其一生说：「自为举子至出入侍从，必以爱君为本，忠规谠论，挺挺大节，群臣无出其右。但为小人忌恶排挤，不得安于朝廷之上。」寥寥数语，概括出了苏轼的仕官生涯和高尚人格。

东坡家世奉fo。他自叙说父亲苏洵与母亲程氏「皆性仁行廉，崇信三宝。」（《真相院释迦舍利塔铭叙》）受家庭影响，东坡自小就接触了fo教，在《子由生日》的诗中，他说「君少与我师皇坟，旁资老聃释迦文」。说明了早在与其弟子由同学的少年时代，就开始读fo教书籍了。父母死后，东坡曾施舍家中的字画和母亲的首饰用作fo事，为父母超度。并撰写赞颂文说：「fo以大圆觉，充满河沙界。我以颠倒想，出没生死中……愿我先父母，与一切众生，在处为西方，所遇皆极乐。人人无量寿，无往亦无来。」（《居士传》）传二十六）

居官期间，每至一处，东坡都要与高僧共游，从其参禅学fo。东坡一生结识的禅僧很多，其中以东林常总、大觉怀琏、玉泉承皓和fo印了元禅师最为密切。苏轼学fo名句「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便是他与常总「论无情话」，有省而作的诗偈，（《五灯会元》卷十七，《内翰苏轼居士》）以此表明对禅学的见解。大觉怀琏是东坡在杭州期间结识的禅僧，后来两人成了方外之友。在荆南（今湖北江陵）时，听说玉泉承皓禅师有机锋，一般人难以相接，从来自负的东坡便想亲自去较量一下。一次他微服出府，进寺拜见。承皓见问：「尊官高姓？」东坡答：「姓秤，乃秤天下长老的秤。」皓禅师大喝一声说：「请问这一声喝叫重多少？」东坡哑口无对，遂谢罪礼敬，从之参学。（同上）贬谪黄州期间，东坡又与fo印了元建立起亲密关系，并留下了很多趣闻佳话。有次东坡作了首偈曰：「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自以为体现了较深的禅学功夫，便派人把偈子呈给住在江对岸的fo印禅师。禅师看后在上面批丁「放屁」两个字，就让人把偈子带回去。东坡看到批话，一时无名火起，遂乘船渡江亲自来找禅师，当即责问禅师何以秽语相加。禅师听说呵呵大笑，说道：「八风吹不动，一屁打过江。」东坡一时省悟，方感自愧不如，叹服不已。（参见赖永海《fo道诗禅》第六章，《五灯会元》卷十六《云居了元禅师》）

东坡自到黄州后，便素食斋戒，每天诵经念fo不断。黄州城南有安国寺，东坡每隔几天便要朝拜一次；每次都要焚香默坐，克己悔过，良久，自觉身心皆空，精神怡然。晚年时，随行无他物，惟有一轴阿弥陀fo像不离身边，说「此吾往生公案也。」（《居士传》传二十六）。尝言前生是僧，临终前嘱咐家人在他死后要以僧人之礼葬之。（《中国fo学人名辞典》第六百四十九页）

东坡是宋代诗词大家，他那乐观豪迈、飒然超离的诗词与他的透彻的禅学修养是紧密联系的。他把学诗比作学禅，诗境等同禅境，「每逢佳句则参禅」（《书李端叔诗后》）是他从事创作的体会。他的很多诗词也都深入禅髓，如前面提到的「溪声尽是长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的诗句，引fo语入诗，把fo理禅意与「山色」、「溪水」融为一体，读来别具韵味。清人钱谦益说：「北宋以后，文之通释教者，以子瞻为极则。」（《牧斋初学集》卷八十三）钱钟书《谈艺录》「六十九」也引沉归愚语说：「宋人精禅学者，孰如苏子瞻」。东坡的禅学对后世文人有较大影响，「苏门四学士」皆游学于禅门。

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今山东济南市）人，生于北宋灭亡十三年之后的金人统治地区。他从小就受到民族意识与爱国思想的教育，立志恢复失地，报效祖国。南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秋，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北方暴发了以耿京为首的农民起义。二十二岁的辛弃疾也组织了两千余人的抗金队伍，在济南南部山区起义，不久投归耿京领导的义军，任”掌书记”。绍兴三十二年，叛徒张安国杀死耿京投降金营。当时辛弃疾奉命渡江与南来接洽联合抗金事宜，归来途中闻此消息，他 即率身边仅有的五十余人，飞骑闯入金营，活捉张安国，并收拢义军残部万余人投归南宋。

辛弃疾南来后，正值南宋统治集团中妥协投降势力嚣张得势之时，他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宋孝宗乾道元年（1165），他写了《美芹十论》六、七年之后，再写《九议》他反复上书，议论恢复大计，批驳悲观论点，但均未被采纳。相反，他却被朝廷派去镇压南方的农民起义。辛弃疾南来后，先后任建康、滁州、江西、湖北、湖南等地的地方官吏。在任职期间，他做了一些对人民有益的好事；同时，还尽可能地为北伐做些军事上的准备工作。从四十二岁起，他先后被削职闲居达二十年之久。晚年一度起用，出任镇江，复被削职，终于未能实现其恢复中原的宏愿而病死于铅山。终年六十八岁。 辛弃疾是南宋最负盛名的伟大词人，是我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由于恢复失地、抗金救国的伟大理想不能实现，他就用词这一文学武器来进行斗争，来抒写他积郁于心的复杂情感。 他的重要词篇，表现了收复中原、统一祖国的强烈愿望，反映了建功立业、报效祖国的坚强决心，批判了南宋王朝偏安江左、妥协投降的错误政策，抒发了自己虚度岁月、壮志难酬的满腔悲愤。他还写下一些歌咏祖国壮丽河山与描绘农村风土人情的作品。当然，有的作品也反映了作者持酒狂放、寄情山水与追求功名利禄的庸俗思想和消极情绪。

辛弃疾继承和发展了苏轼开创的豪放词风，进一步扩大了词的题材和表现手法，突破了诗、词、文的界限。他善于以诗、以文为词，常用暗喻和比兴手法，使词旨委婉含蓄并具有沉郁顿挫的韵致。他的词，虽然以雄浑豪放为主，但并不缺乏清丽婉约之作。辛词也有明显的缺点，主要是有时用典过多，致使词意隐晦，词语艰涩；另外一些词则过于散文化，缺少真情实感，失去了词的韵味。

辛弃疾是文学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的词人。当时，以辛弃疾为核心曾经出现一大批以抒写爱国思想为主的豪放词人。辛弃疾在扩大词的内容和发展词的艺术表现手法方面是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的。但是，在扩展豪放词风的同时，在词坛上又产生过以叫噪怒张代替形象思维的不良风气。

大勇若怯的下一句是什么

大勇若怯，大智若愚。–苏轼

苏轼

（1036～1101）

苏轼，字子瞻，自号东坡居士，四川湄山人。东坡自幼博贯内外群典，属文日数千言，一○五七年二十二岁时进士及第致仕。在朝期间，时值王安石推行新法。

东坡站在保守派的立场，上书力陈新法之害。书曰：「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薄厚，不在乎穷与贫。人主知此，则知所轻重矣。」要求神宗权衡轻重，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要急于有功而贪富强。神宗阅书后，特单独召见东坡，倾心而谈。东坡对曰：「臣以为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其言隐指安石，要神宗提防。神宗悚然有省地说：「朕当详思之。」但苏轼的直谏也因此得罪了安石，遂被请出朝廷。在外期间，因心怀不平，常以诗论讽，又引起小人的讪谤，被捕入狱。安石欲置以死地。神宗念其忠心，又怜其才华，不忍深罪，遂以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执掌地方军事的助理官）安置。安石死后，司马光任宰相，苏轼复入朝，升为翰林学士（皇帝身边的顾问兼秘书官），但终以才高言直，为权臣所忌恨，历贬至惠州（今广东惠阳）、琼州（今海南岛）、杭州等地，建中靖国元年（一一○一年）死于常州，享年六十六。《宋史》卷三百三十八「本传」评述其一生说：「自为举子至出入侍从，必以爱君为本，忠规谠论，挺挺大节，群臣无出其右。但为小人忌恶排挤，不得安于朝廷之上。」寥寥数语，概括出了苏轼的仕官生涯和高尚人格。

东坡家世奉fo。他自叙说父亲苏洵与母亲程氏「皆性仁行廉，崇信三宝。」（《真相院释迦舍利塔铭叙》）受家庭影响，东坡自小就接触了fo教，在《子由生日》的诗中，他说「君少与我师皇坟，旁资老聃释迦文」。说明了早在与其弟子由同学的少年时代，就开始读fo教书籍了。父母死后，东坡曾施舍家中的字画和母亲的首饰用作fo事，为父母超度。并撰写赞颂文说：「fo以大圆觉，充满河沙界。我以颠倒想，出没生死中……愿我先父母，与一切众生，在处为西方，所遇皆极乐。人人无量寿，无往亦无来。」（《居士传》）传二十六）

居官期间，每至一处，东坡都要与高僧共游，从其参禅学fo。东坡一生结识的禅僧很多，其中以东林常总、大觉怀琏、玉泉承皓和fo印了元禅师最为密切。苏轼学fo名句「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便是他与常总「论无情话」，有省而作的诗偈，（《五灯会元》卷十七，《内翰苏轼居士》）以此表明对禅学的见解。大觉怀琏是东坡在杭州期间结识的禅僧，后来两人成了方外之友。在荆南（今湖北江陵）时，听说玉泉承皓禅师有机锋，一般人难以相接，从来自负的东坡便想亲自去较量一下。一次他微服出府，进寺拜见。承皓见问：「尊官高姓？」东坡答：「姓秤，乃秤天下长老的秤。」皓禅师大喝一声说：「请问这一声喝叫重多少？」东坡哑口无对，遂谢罪礼敬，从之参学。（同上）贬谪黄州期间，东坡又与fo印了元建立起亲密关系，并留下了很多趣闻佳话。有次东坡作了首偈曰：「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自以为体现了较深的禅学功夫，便派人把偈子呈给住在江对岸的fo印禅师。禅师看后在上面批丁「放屁」两个字，就让人把偈子带回去。东坡看到批话，一时无名火起，遂乘船渡江亲自来找禅师，当即责问禅师何以秽语相加。禅师听说呵呵大笑，说道：「八风吹不动，一屁打过江。」东坡一时省悟，方感自愧不如，叹服不已。（参见赖永海《fo道诗禅》第六章，《五灯会元》卷十六《云居了元禅师》）

东坡自到黄州后，便素食斋戒，每天诵经念fo不断。黄州城南有安国寺，东坡每隔几天便要朝拜一次；每次都要焚香默坐，克己悔过，良久，自觉身心皆空，精神怡然。晚年时，随行无他物，惟有一轴阿弥陀fo像不离身边，说「此吾往生公案也。」（《居士传》传二十六）。尝言前生是僧，临终前嘱咐家人在他死后要以僧人之礼葬之。（《中国fo学人名辞典》第六百四十九页）

东坡是宋代诗词大家，他那乐观豪迈、飒然超离的诗词与他的透彻的禅学修养是紧密联系的。他把学诗比作学禅，诗境等同禅境，「每逢佳句则参禅」（《书李端叔诗后》）是他从事创作的体会。他的很多诗词也都深入禅髓，如前面提到的「溪声尽是长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的诗句，引fo语入诗，把fo理禅意与「山色」、「溪水」融为一体，读来别具韵味。清人钱谦益说：「北宋以后，文之通释教者，以子瞻为极则。」（《牧斋初学集》卷八十三）钱钟书《谈艺录》「六十九」也引沉归愚语说：「宋人精禅学者，孰如苏子瞻」。东坡的禅学对后世文人有较大影响，「苏门四学士」皆游学于禅门。

河南世界文化遗产包括哪几处？

是

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位于河南省嵩山地区，包括周公测景台和登封观星台、嵩岳寺塔、太室阙和中岳庙、少室阙、启母阙、嵩阳书院、会善寺、少林寺建筑群等8处11项优秀历史建筑，历经汉、魏、唐、宋、元、明、清，绵延不绝，构成了一部中原地区上下2000年形象直观的建筑史，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

建筑群介绍

中岳庙，位于河南嵩山南麓的太室山脚下，距河南省登封市城东4千米。在汉武帝时（公元前156-87年）已经存在，现存建筑格局可上溯至金代，现存建筑多复建于明清，为官式建筑的代表，也是国内现存规模最大、规格最高、保存最完整的一组道教古建筑群。

汉三阙（太室阙、少室阙、启母阙）建于东汉年间（公元118-123年），是中国仅存的时代最早的庙阙，代表了中国古代国家级祭祀礼制建筑的典范。雕刻于汉三阙上的图画、篆书、铭文十分精美，是研究建筑史、美术史和东汉社会史的珍贵资料。左：启母阙（局部）。 右上：太室阙（局部）。 右下：少室阙上的浮雕石刻《蹴鞠图》

嵩岳寺塔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郑州登封市城西北5公里处嵩山南麓峻极峰下嵩岳寺内，初建于北魏正光四年（公元523年），塔顶重修于唐。该塔历经1400多年风雨侵蚀，仍巍然屹立，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砖塔，也是全国古塔中的孤例。

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天文观测建筑——登封观星台，建于元代至元十三年至十六年（1276-1279年）。天文学家郭守敬以此为中心点观测并推算出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历法——《授时历》，其精确度与现行公历仅相差26秒，创制时间却早了300年。观星台位于登封市告成镇，嵩山风景名胜区的八大景区之一。观星台由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创建，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天文台，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天文科学建筑物之一，它反映了我国古代科学家在天文学上的卓越成就，在世界天文史、建筑史上都有很高的价值, 1961年3月4日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嵩阳书院在河南省郑州登封市嵩山南麓。创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公元484年）时，时称嵩阳寺，至唐代改为嵩阳观，到五代时周代改建为太室书院。宋代理学的“洛学”创世人程颢、程颐兄弟都曾在嵩阳书院讲学，此后，嵩阳书院成为宋代理学的发源地之一。

嵩阳书院是我国古代高等学府，它与河南商丘的应天书院、湖南的岳麓书院、江西的白鹿洞书院，并称为我国古代四大书院。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嵩阳书院位于河南省郑州登封市嵩山南麓，太室山脚下，因坐落在嵩山之阳故而得名。

少林寺，位于中国河南省郑州市登封的嵩山，是少林武术的发源地，禅宗祖庭，由于其坐落嵩山的腹地少 室山下的茂密丛林中，所以取名“少林寺”。少林寺在唐朝时期，享有盛名，以禅宗和武术并称于世。民国时期被军阀石友三几乎焚毁殆尽。现任少林寺方丈是释永信 1982年版李连杰主演的电影《少林寺》而享誉海内外。

少林寺塔林

位于少林寺西约250米，为历代和尚的墓地，占地约21000多平方米。有唐以来历代古塔 230余座，是国内最大的塔林，有砖、石和砖石混合结构的各类墓塔。其中，唐塔2座、宋塔2座。金塔10 座、元塔46座、明塔148座，余为清塔或时代不详者。有单层单檐塔、单层密檐塔、印度窣堵坡塔和各式喇嘛塔等。有正方形、长方形、六角形、八角形、圆形等，式样繁多，造型各异，是综合研究我国古代砖石建筑和雕刻艺术的宝库。 少林寺塔林保存了公元689年至1803年间的古塔241座和现代塔2座，是中国现存古塔数量最多的塔群，被誉为“中国古塔艺术博物馆”。 会善寺位于嵩山积翠峰下，山清水秀，林深谷幽，花木葱郁，正是这样一个纳嵩山之灵气的胜地，造化了一位fo教史上著名的得道寿星——道安禅师。为魏孝文帝(471～499年)离宫，正光元年(520年)复建闲居寺。隋开皇五年(585年)改名嵩岳寺，后隋文帝赐名会善寺。唐武则天巡幸此寺拜道安禅师为国师，赐名安国寺，并置镇国金钢fo像于寺内。唐代增建殿宇、戒坛、塔，规模宏大，高僧辈出，如元同、净藏及天文学家一行等皆出于该寺。五代时于嵩山琉璃戒坛纳法，又名“封禅寺”：后梁时废。宋太祖开宝五年(972年)赐名“嵩岳琉璃戒坛”、“大会善寺”。元代至元年间(1264～1295年)又赐名“万寿禅寺”。

少林寺初祖庵位于嵩山少室山五乳峰下小土丘上，据少林寺1.3公里。此庵是宋代人为纪念禅宗初祖菩提达摩而营造的纪念建筑。因达摩常游化于嵩洛之间，修禅的主要方式是面壁静坐，所以此庵又称作“达摩面壁之庵”。 置身初祖庵山门前时，你会有置身世外、心旷神怡的感觉。这里三面临壑，背依五乳峰，建筑群虽不算大，却给人以深刻印象。除了这深藏群山之间的神奇环境外，那古老而精美的宝刹更是令人留连忘返

殷墟

做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殷墟，东西南北各延伸3公里，占地面积近36平方公里，气势恢宏的古代都城遗址。它受到保护的板块含纳了我们现在身处的殷墟宫殿宗庙遗址；洹河北岸，安放去世商王陵寝的位置，现在同时对外开放的殷墟王陵遗址；以及位于宫殿宗庙遗址东侧3公里处的洹北商城遗址。

这里做为商代后期的都城遗址。历史距今已经有3300多年。在公元前1300年前后，商代的第20位国王盘庚把都城从山东曲阜迁到了安阳小屯村，商代被称为殷的这片土地上。在这里定都255年，传位8代12王，此间商代历史皆被称之为殷。直到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伐纣灭商，战乱所致，这里逐渐荒芜，沦为废墟，史称殷墟。

直到清末，当地的村民在耕地时，于田间发现了刻有商朝文字的甲骨。才以此为契机，逐渐发现了这座被尘封了3000余年的古城。

以殷墟的遗址形态来看，今天我们所处的只是古代国王居住、办公以及祭祀的场所，即宫殿宗庙遗址。

殷墟文化中有这样重要的三大要素，分别是：甲骨文字、青铜文明、都城遗址。

石 碑

在前方的石碑上您可以清晰地看到我们刻写的大字：甲骨文发现地。之所以伫立它，是因为我们想藉此景观向您指出，现世中华文明最为重要的文化承载体系——汉字，它的早期形态甲骨文，便是诞生于今天咱们所处的洹河之滨的。

大 门

面前的这扇大门，便是根据甲骨文的“门”字仿建设计的。您看到的整扇大门就是根据3个甲骨文中的“门”字组成的。门两侧的浮雕是根据1976年妇好墓中出土的龙型玉 放大仿制而成的。这是我们中华最早的龙的形象之一。

司 母 戊 鼎

正前我们大家看到的这个便是著名的司母戊大方鼎，它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最重的青铜器，于1939年出土于武官村王陵遗址。原件通高一米三三，口长110厘米，重达875公斤。鼎最初的作用是用来烹煮食物的，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到夏商周的时候已经成为了权力的象征。相传，夏朝的国王大禹在统治国家的时候便把天下分为九州。而每一个州都用一个鼎来表示。大禹拥有九鼎就代表他统治了九州方圆的领土。我们平常所说到的“一言九鼎”便是由此而得。象这个鼎的重量现在咱们的游客朋友问的话没关系。但在当时是没人敢问这个鼎有多重的。因为当时谁要是问这个鼎有多重的话表明这个人心存野心。春秋五霸之一楚庄王曾经专门从武汉来到中原，那个时候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中心在洛阳。他到洛阳以后不问别的，只问洛阳的鼎有多重。在当时谁都能看的出来他问鼎的目的并不是真的想知道鼎的重量，而是心存野心，想得到中原。有一句话叫做得中原者得天下也。所以我们平时所用到的“问鼎中原”便是由此而得，另外象“三足鼎立”等等这些含有“鼎”的成语一般都跟权利有关系，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比照原件放大一倍的复制品。

大 殿 外 观

这个宫殿是在原址上复原的。商朝的建筑材料主要是以木头为主的。经过三千多年的变迁如今都已腐朽了，留到今天的只是地基。原来的地基东西总长51米，现在只复原了31米，我们看到房子的外形是四面坡，双重檐，这样的建筑结构在我们中国历代都是最高级别的象征。

殷墟发掘简史展厅

最早对殷墟科学发掘的时间是1928年，到今天为止已发掘出殷墟的范围是36平方公里，其中包括宫殿宗庙遗址、王陵遗址、手工业作坊遗址、家族墓葬地以及洹北商城。今天我们修复的这座建筑是宫殿宗庙遗址内一座较重要的建筑之一。

清朝末年，附近的小屯村民在此地耕种劳作时，经常刨出一些带字的骨片，上面的文字便是商代的文字，也是中国最早成体系的文字——甲骨文。著名的学者夏鼐先生曾说，殷墟闻名世界有三大要素：甲骨文、青铜器、都市。

殷墟的发掘离不开甲骨文的发现。1899年，著名的金石学家王懿荣因病买药时发现中药“龙骨”上有些奇怪的刻划，他对古文字考订造诣颇深，经过认真研究，他认为“龙骨”上刻的是商代的文字。王懿荣被人们称作是“甲骨文之父”。1900年7月，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王懿荣以身殉国，他死后的第二年，其长子王翰甫为还债，把一千多片甲骨卖给了刘鹗。

刘鹗从自己一共收藏的五千多片刻辞甲骨中，挑选出一千多片，编成《铁云藏龟》一书出版。这是著录甲骨文的第一部著作。刘氏在自序中指出，甲骨文是“殷人的刀笔文字”，甲骨文的拓片也在众多学者之间广为流传。

然而人们并不清楚甲骨文的真实出土地。罗振玉经过细心探访，在1908年，他终于最先了解到甲骨文的真正出土地就是今天的安阳。

在甲骨文研究的初期阶段，成绩卓越的要算王国维，他在文字考释的基础上，用甲骨文来研究殷代历史。并把甲骨卜辞中发现殷代先公、先王的名称、世系与《史记·殷本纪》中所载的殷代先公、先王的名称、世系相互对照，证明《殷本纪》基本上是正确的。

1928年——1937年6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殷墟进行了15次大规模科学发掘。发掘总面积为46000余平方米，在殷墟范围内发掘出宫殿宗庙、王陵、手工作坊等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数以万计的甲骨片、青铜器、玉石器、陶器。为研究殷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价值。参与发掘的学者有董作宾、李济、梁思永等人，他们是中国考古界的领军人物，首开先例在殷墟进行野外考古发掘。所以说，殷墟的考古发掘，是中国考古学者的摇篮。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野外考古工作者。

甲骨窖穴展厅

1936年在这里出土了一坑甲骨，编号为YH127，它是殷墟考古至今出土甲骨最多的一坑，17096片，在1996年召开的国际图联大会上被专家誉为“世界上最早的图书馆”，“中国最早的档案库”。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发掘情况，这坑甲骨的坑底距地表6米深，考虑到天气的原因和安全的因素，考古学家决定把这坑甲骨整坑运到南京室内发掘，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当时拍摄的照片，它们先把甲骨层做成一个灰土柱，接下来做了一只特制的大木箱，套在甲骨层上，然后通过马道和绳索把这坑甲骨拉到地面上，由于这坑甲骨重达6吨，而1936年安阳没有汽车，也没有起重机，所以他们组织了64个人来抬这坑甲骨，把它送到了火车站，运往南京。在南京室内花费了半年的时间，分解出17096片。从这张照片我们可以看到YH127刚出土的原貌，它是一个椭圆形的，直径长1.8米。

我们在2003年5月份揭示了这坑甲骨的原址，现在我们到这边来看一下，大家看到的这坑甲骨是按照原件复原的，我们可以看到甲骨层的旁边有一具尸骨，它是和这坑甲骨埋在一起的，是当时看管这坑甲骨的管理人员，我们还可以看到这坑甲骨表层有很多完整的龟腹甲，其中最大的一版长44厘米，经过鉴定它是马来西亚进贡过来的。这坑甲骨所记录的内容非常丰富，现在我们大家到这边来具体的了解一下。

商朝人对于当时很多自然的现象不能够解释，所以凡事依赖于鬼神，经常占卜，所用的材料是用的龟腹甲，他们在龟腹甲的背面凿上很多圆孔和长槽，把燃烧的木炭放到其中进行灼烧，甲片的正面会产生裂纹，商人根据裂纹的走向来判断吉凶，然后把结果刻上去，我们它称这上面的文字就为甲骨文。他们刻词有一定的先后顺序，首先刻叙辞，就是交代一下占卜的时间和贞人名字；接下来命辞，就是说明占卜什么样的内容；紧接着刻占辞，就是商王根据裂纹所判断的吉凶。占卜过去一段时间以后，他们要刻上验辞，记录占卜的是否灵验。

车马坑展厅

在史书中记载，中国最早的马车是夏朝的奚仲发明的。可是我们至今没发现夏朝的马车。目前中国最早的马车就是1935年从殷墟发现的。我们看到的6辆马车和这段道路遗存是1999年和2000年从殷墟的孝民屯和刘家庄发掘的，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这些车的轮子和车厢等主体结构都是用木头作成的。这里是马的尸骨，商朝都是驾两匹马，到商朝晚期和周朝才出现了4匹马，随之也有了我们今天讲的成语：驷马难追。我们再来近距离的看一下这些车。它们是在国王和贵族的墓葬周围发现的。商朝的人非常迷信，他们认为生前荣华富贵，死后应该继续享用，所以要把生前用的马车陪葬了。他们不但要葬马和车，还要葬一个奴隶来伺候他们。

截止到目前为止共发现商朝的马车有40多辆，他们的结构基本是相同的。您看到的这张图是商朝马车的结构图。一辆完整的车是由一个车衡，两个车轭，一个车辕，一个车厢组成的。看过着张图后，我们再来看甲骨文的车字。最开始是这样写的，您看有车横、车轭、车厢，就象把这辆车画出来的一样。后来他们觉的这样写太麻烦了，就把他简化了，变成了这样的车字。最后变成了两个轮的车，直到今天变成了一个轮子的ju 字。

在古时候形容一个国家是否强盛有一个成语：万乘之国。比喻这个国家的战车达到了上万辆。商朝也是这样的。我们现在来看一辆战车清理的非常完好。您看它的车轭是用青铜铸的，另外您、看车轴两端突出的车wei 也是青铜的，这就象汽车前的保险杠一样，防止两辆车错车的时候把车轴撞断了。我们特意复制了两辆马车——

妇 好 墓

妇好是中国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女将军，她是商朝武丁国王的妻子，这位国王有三个妻子，但是非常宠爱妇好，因为妇好能文能武，经常帅兵出征，在甲骨文里记载她帅兵最多的一次是13000人。由于她过度操劳国事，在中年就病故了，国王破例把她葬在了宫殿区中，由于很多人没有料想到宫殿区内有墓葬出现。所以这个墓葬没有被盗过，保存的非常完好。随葬品有1928件。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她墓中的随葬品。首先大家看到的是司母辛铜觥，它是当时盛酒的用具。您看它的头部是马头，也有人说是牛头。前边的两条腿很明显是蹄类动物的腿，后边却是鸟的爪子。倒酒的地方叫做流，您看就在马的下巴。

我们看到的这件青铜器名叫zeng 形器。它是一种气锅。锅的中间有一个气柱，把食物放在气柱的周围，水蒸气从气柱喷出来，能把周围的食物蒸熟了，就象我们吃的云南的气锅鸡一样。

这件青铜器是孔斗当时舀酒用勺子。

这两件兵器名叫钺，是权利的象征，大的这一件重量是9公斤，另外这一件重8.5公斤，您看这一件上边有两只老虎在吃人头，这叫虎吃人头纹，在商是兵权的象征，另一件上边是一个龙头，两条龙的身子，这在商朝是王权的象征，说明这个女将军当时集军权、王权一身。

在妇好墓中出土的三件珍贵的象牙器，我们看到就是其中的两件象牙杯，您看到的这一件上边是绿色的，其实上面镶嵌的是绿松石，而一件虽然没有镶嵌宝石，但是花纹雕刻的非常精细，手柄雕刻的是一只栩栩如生的大老虎，杯身上的花纹非常有立体感，采用了半浮雕的雕刻手法，完全可以和我们的电脑绘画相媲美。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妇好墓的最底层，墓葬的深度是7.5米，没有墓道，呈竖井形直上直下，我们看到正中间红色的就是妇好棺材的位置，由于挖掘到6.4米的时候，出现了大量的地下水，而它的棺墓没有任何防水的措施，所以棺材和尸骨都腐烂掉了。相反我们看到二层平台上奴隶的尸骨反而保留了下来，这是因这它们都在水面之上，没有被水浸泡到，我们看到壁龛里陈列的是妇好生前的贴身侍从，她的右上方是一个婴儿，左过的尸骨是被腰斩和截肢的，在妇好死后一共有16个奴隶来为她殉葬，除此之外还殉葬了6条狗，我们来看一下她墓中出土的随葬品。正中间黄色的是海贝的化石，海贝是商朝的流通货币。是我们中国最早的货币之一——贝币。今天和金钱有关的汉字一般都要加一个贝字旁，如“赏”“赐”贵贱等等。您看到这些是玉器，有755件。经过鉴定后大多数是新疆的和田玉。说明3000多年前从新疆的和田到安阳已经有了一条玉石之路了，比我们了解的丝绸之路还要早1200多年。四周的是一些青铜器，大部分是酒器和食器。您看到二层平台上的小圆坑，是三千多年千商人用木头夯土时留下的。您看周围的土层非常坚实。他们把土夯实后，在妇好的棺材周围的椁室中放置随葬品，这就是我们说的棺椁，然后把另外的随葬品摆在椁室的上边，回填一层土，再摆放一层随葬品，再填一层土。就这样一直到地面上有六层，算上最底层妇好棺木，一共是七层。

墓葬土层的切块。第一层的是一些陶器。第二层白色的是一只玉臼，用来研磨朱砂用的，我们还可以看到上面有红色的粉末。第三层是一只石磬，这是商朝的乐器。在一只石头上可以敲出五个音。我们今天的音乐学家可以在一只石头上完整的演奏出东方红的曲子。可以看出，妇好墓中的随葬品越往下越丰富和珍贵，您看到的象牙杯和她用的发簪，灰色的是陶埙，商朝的一种乐器。最外面这一层是铜觚，商人的酒杯。

龙门石窟

在洛阳市南郊的龙门山口处，距市区12.5公里，从北魏太和十九年开凿，迄今已有1500余年的历史，它和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岗石窟，共同组成我国著名的三大石窟艺术宝库。

龙门，在春秋战国时期称“伊阙”，香山（东山）与龙门山（西山）东西对峙，伊水从中流过，形成一座壮丽的门阙。后因处于隋唐帝国之南，又称龙门。

　洛阳龙门石窟开凿于北魏太和年间，先后历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唐、五代延至清代。前后400多年。其中大规模、有效率的营建约计150年左右，分别出现在北魏（占40余年）和隋唐（约占110年左右）时期。龙门石窟的大大小小的fo龛、石像沿伊水两岸星罗棋布的在龙门东西两山的崖壁上，南北长达1公里。

　在龙门石窟参观约用1.5—2小时的时间，在此，可以看到1000余尊大大小小的fo像。据1962年龙门文物保管所统计，两山现存窟龛2100多个。大小造像10万余尊，fo塔40余座，造像题记碑文约2870多块。造像以北魏（东魏、北齐）、隋、唐为主。北魏约占百分之三十左右，隋唐占百分之六十左右。龙门石窟最大造像为奉先寺的卢舍那大fo。龙门石窟群，大部分集中在伊水西岸的崖壁上，其中有7个大型洞窟。因龙门东山的岩层比西山的薄，不便雕凿大型造像。在龙门石窟中，北魏时期的洞窟具有代表性的是古阳洞、宾阳中洞、莲花洞等。隋代作品的代表是宾阳南洞。唐代具有代表性的洞窟有：潜溪寺、宾阳北洞、万fo洞、奉先寺等。

潜溪寺

它是我们进入龙门西山北端第一个大石窟。潜溪寺洞高、宽9米多，进深近7米，建于唐代初期，距今约1300多年的历史，因在凿洞时地下有源源不断流出的溪流而得名。据说唐代有位叫李潘的宰相曾在此建过别墅。清代时洞外修建有木构窟檐等建筑物，所以又称“斋拔（fú）堂”。窟内洞顶漕进为一朵潜刻大莲花，洞内所供主像为阿弥陀fo，fo身高7.38米，面额丰满，胸部隆起、衣纹斜垂座前，身体各部比例匀称。神情睿智，整个姿态给人以静穆慈祥之感。两侧为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特别是南壁的大势至菩萨，造型丰满敦厚，仪态文静，与主fo造像为龙门石窟唐代石雕中最优美的两尊。洞内前侧两壁各雕一护法天王，高颧大目、体魄雄壮、孔武有力、身披销甲，是唐代高级武将的形象。踩在脚下的夜叉，也塑造的十分生动传神。

宾阳三洞以中洞为代表，中洞在北魏时称灵岩寺，明清以后才改称宾阳洞，历时达24年之久，用工802366个。宾阳三洞我们还可以理解为“寻为宾阳盖寅宾日出之义”，即朝阳或向阳之意。虽宾阳洞耗费工时金钱如此之多，但三洞的全部工程并未结束。延昌四年，就是公元515年，由于宫廷发生内乱，故宾阳的雕刻工作实际停止。所以北魏皇室经营的大型洞窟—宾阳三洞,实际上只完成了一个宾阳中洞。

宾阳中洞是一座三世fo窟。正面是以释迦牟尼fo像为主的五尊雕像释迦左右侍立着二弟子、二菩萨（左文殊、右普贤）。二菩萨含睬若笑、温雅敦厚，给人以亲切感。南北两壁还各有造像一铸，都是一fo、二菩萨，着褒衣带袈裟，立于覆莲座上。在宾阳洞诸像的后座上，雕饰着众菩萨、弟子闻法浮雕像。窟顶做琼隆形，中央雕刻着重瓣大莲花构成的莲花宝盖，莲花周围有八个伎乐和两个供养天人。我们称供养天人为飞天。飞天在fo教艺术中被称为“香音神”，是能歌善舞、满身香气的美丽仙人。宾阳中洞外南侧，依崖镌刻一碑，即著名“褚遂良碑”，即《伊阙fo龛之碑》，记载唐太宗第四子魏王泰，为其死去的母亲文德皇后长孙氏做功德开窟造像的一篇法愿文（贞观15年即公元641年）

　宾阳北洞，此洞完工于唐代初年。洞中所供主像为阿弥陀fo。

（万fo洞）

万fo洞的形状是方形平顶，顶上雕一莲花藻井，莲花藻井周围刊刻楷书大字：“大唐永隆元年（公元680年）十一月三十日成，大监姚神表，内道场云禅师，一万五千尊fo龛。”洞口过道北侧上有“沙门智运，奉天皇太后太子诸王敬造一万五千尊像一龛”的题记。两个题记互为补充，说明什末人，为什末发愿造像的原因。永隆为高宗李治的年号。太监为宫中的女官。沙门智运和内道场运单师，指比丘尼智运的号。因该洞为智运奉旨修造，所以又叫“智运洞”。天皇指唐高宗，天后指武则天，因洞勺刻有15000尊fo像，又叫“万fo洞”

该洞主尊名阿弥陀fo，有圆光和身光，结跏跌坐在印覆莲束腰须弥座上，一手贴身斜举胸前，一手抚膝。这种手势说明阿弥陀fo在向弟子信徒说法，故称“说法印”。原洞外除浮雕的二力士之外，还有两尊石狮，即龙门唐代浮雕的精品，在30年代被盗。现存于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和堪萨斯城纳威尔逊艺术博物馆内。

在花洞

莲花洞是继宾阳中洞之后开凿的又一大型北魏石窟。因洞顶雕有大型飞天环绕的大莲花藻井图案而得名。莲花是fo教象征的名物，意为出淤泥而不染。因此，fo教石窟顶藻井多以莲花为饰，但像这样大型的莲花，雕刻的如此精美，在龙门石窟中这不多见。此洞开凿于北魏孝昌年间即公元526—528年前后，属于北魏后期作品。此洞高6.10米，深6.15米，主尊释迦高6米（为立fo）。洞口北侧上方有一块平面下凹的碑记，上刻两个大字“伊阙”，原为唐刻陀罗尼经，后复刻明代河南巡抚的“伊阙”二字，说明龙门的原称。

龙门石窟最大的fo像就在奉先寺内，奉先即奉供祖先之意。奉先寺是龙门石窟中雕刻最大、艺术最精、气势最磅礴、最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洞窟。

奉先寺东西深约40米，南北宽约36米，卢舍那fo（披身fo）左侧的《大卢舍那像龛记》记载：大唐高宗天皇大帝之所建也，fo身通光，高85尺，二菩萨高70尺，伽叶、阿难、金刚神王各高50尺。奉先寺的建造时间，据有关资料和专家推测，约始建于武则天被立为皇后的永微六年，就是公元655年之后。完工于上元二年，即公元675年乙亥十二月三十日，费时约21年左右。

奉先寺的布局：一fo、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二力士，另外还有两个供养人。主fo梵名“卢舍那”，按fo教说法，fo有三身：法身是fo的本来之身；报身即fo经过长期修行而获得的“fo果”之身；应身即fo为“超度众生”而显现之身。卢舍那即所谓报身fo，译名“净惭”。主尊像为结跏跌坐中央的卢舍召晰，全像通高17.14米，其中头部高4米，两耳为1.9米高，为龙门石窟最大的fo雕。其面容丰腴典雅、眉若新月、双目含情、笑意微露、慈祥外溢。她那智慧的双眼，稍向下俯视，目光恰好和礼fo朝拜者的仰视目光交汇，可引起人们感情上的震颤。由此可见设计者的匠心和艺术魅力所在。两侧侍立的二弟子，老者伽叶形象严谨持重，少者阿难形象丰满圆润、眉清目秀。各恃立菩萨头戴宝冠、身挂璎珞、肩搭帔(pei)帛、下衣长裙有出水之势。这一铺雕像刻画出一种端庄而美丽又动人的风貌。奉先寺的整个布局，使人感觉象是皇帝在宣召文武百官的场面。

一般说来，在fo学的教义里，fo、菩萨均为男性，而在龙门奉先寺的主fo却女性化，这是唐武则天出于政治的需要，而别出心裁，破天荒将卢舍那大fo塑造成中年妇女特有的形象。传说武则天集上述美德与卢舍纳大fo的形象几乎完全吻合。可见卢舍那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武则天形象的真实写照。

　古阳洞开凿于北魏太和十六年，就是公元493年迁都洛阳之际。洞内雕刻90%以上是北魏时期的作品，是龙门石窟群中开凿最早、内容最丰富的一座洞窟。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古阳洞四壁及窟顶镌满fo龛造像，这些龛像多有造像题记，记录了当时的造像者的姓名、年月及早像缘由。这些都是研究北魏书法艺术及雕刻艺术的最珍贵资料。在金石碑刻艺术中负有盛名的《龙门二十品》中，有十九品在古阳洞内。《龙门二十品》代表了魏碑体，字形端正大方、气势刚健有力，结体用笔在隶、楷之间，是隶书向楷书过渡中一种比较成熟的独特字体。《龙门二十品》可以说是龙门石窟碑刻书法艺术的精华，所以千百年来为书法家所称道。

fo教当中的所谓：“一人成道，九祖超生。”是依何经论的?

“一人成道，九祖超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出家修行证得道果后，非但他

今生的父母，而且他往世九代的祖先和父母都会因此而往生到善趣享受无边快乐。

比如，唐朝福州玄沙院宗一禅师，俗姓谢，他的父亲捕鱼为生，不幸掉到水里淹

死了，宗一禅师因此出家，来报答父亲养育的恩德。有一天他正出去参访时，被

擦伤脚流出了血，他因此而豁然大悟。后来有一天晚上忽然梦见父亲来相谢说：

“因你出家，明心见性的功德的拔荐，我已得生天，所以来通报你这个好消息。”

实际上，一个出家人，在没有得到fo果之前的修行过程当中，以其戒定慧功

德及上师三宝的加持力，就能给亲友带来很大的利益。比如在《fo说盂兰盆经》

中有目连行孝救母的故事，目连是释迦牟尼fo的大弟子，他用神通观察，见到亡

母生于饿鬼中，不得饮食倍受饥渴，目连悲痛欲绝，而自己空有神通第一之称誉。

只因其亡母业力深重，纵施神通，却不能利益其亡母，后遂请教于fo前。fo陀教

以于僧自恣日斋奉十方僧众，以十方僧众的愿力而救母出离了苦海。又据《缁门

崇行录》记载，唐朝京城大安国寺的子邻法师，在家时他的母亲不信三宝，不让

子邻师出家，子邻师就只好逃离家乡到东都依止广爱寺的广修律师出了家。有一

天忽然怀念双亲，乃回家探亲。这时他的父亲已双眼失明，母亲已去世三年了。

子邻师乃铺设座具，诵《法华经》，发誓求知母亲死后生到何方。当天晚上，梦

见东岳大帝告诉他说：“您母亲死后堕落地狱，现在受各种苦楚。”子邻师悲痛

欲绝，遂到阿育王寺fo陀舍利塔前，哀泣礼拜，拜到四万拜，忽然有呼叫子邻法

师的声音，抬头仰望空中，看见母亲向他谢道：“承蒙你礼fo陀舍利的功德力，

我得以往生忉利天了。”说完就不见了。

想知道盂兰盆会的一切详情

盂兰盆会是汉语系fo教地区，根据《fo说盂兰盆经》而于每年七月十五日举行的超度历代宗亲的fo教仪式。经中说：目连以天眼通见其亡母生饿鬼道，受苦而不得救拔，因而驰往白fo。fo为说救济之法，就是于七月十五日众僧自恣时，为七世父母及现在父母在厄难中者，集百味饭食安盂兰盆中，供养十方自恣僧。七世父母得离饿鬼之苦，生人、天中，享受福乐。这就是盂兰盆会的缘起。此经是西晋竺法护译的（但《出三藏记集》以为失译），全文八百余字，与此经同本异译的还有东晋失译的《fo说报恩奉盆经》，又名《报象功德经》。其

文字更短，约三百余字。此外《开元释教录》卷十八《疑惑再详录》中有《净土盂兰盆经》一卷五纸。此经已佚。《法苑珠林》卷六十二引用其文，称为《大盆净土经》，说十六国王闻fo说目连救母脱苦之事，各造种种宝盆以盛饮食，献fo及僧事。

关于竺法护译的《盂兰盆经》有许多注解。现存的有唐慧净《盂兰盆经讲述》一卷，唐宗密《盂兰盆经疏》一卷，宋元照《盂兰盆经疏新记》二卷，宋普观《盂兰盆经疏会古通今记》二卷，宋遇荣《盂兰盆经疏孝衡钞》二卷，宋日新《盂兰盆经疏钞余义》一卷，明智旭《盂兰盆经新疏》一卷，清灵耀《盂兰盆经折中疏》一卷，清元齐《盂兰盆经略疏》一《盂兰盆经》的经题解释有两种说法：一说盂兰是梵音，义为倒悬；盆是华言指盛食供僧的器皿。如唐慧净《盂兰盆经赞述》中说：“名餐香俎在于盆内，奉fo施僧以救倒悬之苦，故名盆也。”唐宗密《疏》云：“盂兰是西域之语，此云倒悬；盆乃东夏之音，仍为救器。若随方俗，应曰救倒悬器。”明智旭《新疏》、清灵耀《折衷疏》、元奇《略疏》都用此说。第二说以为盂兰盆三字都是梵语音译。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三十四云：“盂兰盆，此言讹也。正言乌蓝孥拏，此译云：倒悬。案西国法，至于众僧自恣之日，云先亡有罪，家复绝嗣，亦无人飨祭，则于鬼趣之中受倒悬之苦。fo令于三宝田中供具奉施fo僧，佑资彼先亡，以救先亡倒悬饥饿之苦。旧云：盂兰盆是贮食之器者，此言误也”（今按经文前段亦无以食物安盆中之语）。宋遇荣《盂兰盆经疏孝衡钞》云：“经题者，梵语fo陀乌舍乌蓝婆拏门佐罗素呾缆，华言：觉者说救倒悬器经。”“盂兰盆者，即今大宋翻经者言，此皆梵语讹略也。具正应云‘乌蓝婆拏’，孝顺义，供义，恩义，倒悬义。盆亦讹略，旧云：盆佐那。新云：门佐罗，亦云：门佐曩，华言救器。以义回文，名救倒悬器。”此是遇荣与当时译经院译师商榷所得的解释。

至于依据《盂兰盆经》而举行仪式，创始于梁武帝萧衍。《fo祖统纪》卷三十七云：大同四年（538）帝幸同泰寺，设盂兰盆斋。义楚《释氏六帖》四十五云：“《宏明》云：梁武每于七月十五日普寺送盆供养，以车日送，继目连等。”自此以后，成为风俗，历代帝王以及群众无不举行，以报祖德。唐道世《法苑珠林》卷六十二《祭祠篇》云：“国家大寺，如长安西明、慈恩等寺，……每年送盆献供种种杂物及舆盆音乐人等，并有送盆官人，来者非一。”又云：“外有施主献盆献供种种杂事。”可见唐时风俗对于盂兰盆供是很重视的。此后就更盛大的举行。《fo祖统纪》卷五十一云：“（唐）代宗（李豫）诏建盂兰盆会，设七庙神座，迎行衢道”（又见卷四十一大历三年〈768〉条）。“德宗（李适）幸安国寺，设盂兰盆供”（又见卷四十一贞元十五年〈799〉条）。《释氏通鉴》卷九亦有类似的记载，并云岁以为常。宋赞宁《大宋僧史略》卷中《内道场》条中也记此事云，“造盂兰盆，饰以金翠”。只是以前送盆往寺设供，至此改在宫内举行，而供器更庄严了。民间对于盂兰盆会也日见热烈，如日本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会昌四年（844）条记云：“（长安）城中诸寺七月十五日供养，作花蜡、花鉼、假花果树等各竞奇妙。常例皆于fo殿前铺设供养。倾城巡寺随喜，甚是盛会。今年诸寺铺设供养胜于常年。”不仅在家士庶竞修供养，出家僧侣也各出己财，造盆供fo及僧。如宗密《盂兰盆经疏序》云：“年年僧自恣日，四事供养三尊，宗密依之崇修，已历多载。”

到了宋代，这种风俗相沿不改。但是盂兰盆供的富丽庄严和供fo及僧的意义减少而代之以荐亡的行事。在北宋时如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八《中元节》条所说：“印卖《尊胜》、《目连经》。又以竹竿斫成三脚，高三、五尺。上织灯窝之状，谓之盂兰盆。挂搭衣服、冥钱在上，焚之。构肆乐人自过七夕，便搬目连经救母杂剧，直至十五日止。观者倍增。”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七亦云：“七月中旬，俗以望日具素馔享先。织竹作盆盎状，贮纸钱，承以一竹。……谓之盂兰盆。”宋高承《事物纪原》曾呵责其失云：“按《盂兰经》曰：‘目连母亡，生饿鬼中。’fo言：‘须十方僧众之力，至七月十五日具百味五果，以著盆中，供养十方大德。’后代广为华饰，乃至割木割竹，极工巧也。今人第以竹为圆架，加其首以斫叶中贮杂馔。陈目连救母画像，致之祭祀之所。失之远甚矣。”但《事物纪原》尚无焚盆及挂冥纸之说，似尚是宋代早期风俗。及至南宋，如宋吴自牧《梦梁录》卷四云：“七月十五日……僧寺于此日建盂兰盆会，率施主钱米，与之荐亡。”

自后盂兰盆会便成寺院中每年重要行事之一。元德辉重编《百丈清规》卷七《节腊章·月分须知》中云：“七月初旬，堂司预出盂兰盆会诸寮看诵经单，预牵众财办斛食供养。十三日散楞严会。十五日解制。当晚设盂兰盆会，讽经施食。”元明本《幻住阉清规》云：“七月十五日解制人事。此夜分启建盂兰盆胜会以济幽爽，以报劬劳。此会亦须预出经单，请大众随意披阅。此会有开甘露门一坛，请依而行之。”这就说明盂兰盆会的主要内容在于讽经施食了。这种仪式一直流行到明代。明袾宏《正讹集》中曾加以辩正云：“世人以七月十

五日施鬼神食为盂兰盆大斋之会，此讹也。兰盆缘起目连，谓七月十五日，众僧解夏自恣，九旬参学多得道者，此日修供，其福百倍，非施鬼神食也。施食自缘起阿难，不限七月十五。所用之器是摩竭国斛，亦非兰盆。盖一则上奉贤圣，一则下济饿鬼，恶可得混？”清仪润曾欲两全其道，谓日献兰盆，恭敬三宝；夜施斛食，普渡鬼神。仪润《百丈清规证义记》卷八中详载《兰盆仪轨》，云全卷见《兰盆纂》中。其中有净坛绕经、上兰盆供、众僧受食诸仪节，又附兰盆会约二十一条。但是各寺院遵行者不多，在群众中仍多以荐亡度鬼为盂兰盆会的主要行事。

fo教有哪些常见的fo事

fo教有哪些重要的fo事?

在寺院中所举行的fo事，要以水陆法会为最盛大，以焰口施食为最经常，其次，斋天和放生也是常常举行的。

水陆法会全名是“法界圣凡水陆普度大斋胜会”。水陆法会的创始，相传是粱武帝因梦中得到神僧的启示，醒后受宝志禅师的指教，亲自披阅藏经三年之久，方撰成此仪文。于天监四年（505）在金山寺依仪修设。但后经周隋变乱，此仪不行。到了唐高宗咸亨中（670一673）西京法海寺神英禅师梦中得异人指点，醒后从大觉寺吴僧义济处得到梁武帝所撰水陆仪文，因常设此斋，遂流行天下（见《fo祖统纪）卷三十三）。但是据《广弘明集》所载，梁武帝于天监三年（504）才舍道事fo，不可能在天监四年以前已经披阅藏经三年之久。水陆仪轨中的文辞完全依据天台的理论撰述的。其中所有密咒出于神龙三年（707）菩提流志译《不空羂索神变真言经》，这不仅是梁武帝所不能见，也是咸亨中神英所不能知的。现在通行的水陆法会分内坛、外坛。内坛依照仪文行事，外坛修《梁皇忏》及诵诸经。所谓梁皇亲撰仪文及神英常设此斋，可能只是指《慈悲道场忏法》而言，至于水陆仪文则是后人所增附的。

水陆法会的盛行是宋代开始的。宋熙宁中（1068－1077），东川杨锷祖述梁武的旧仪，撰成《水陆仪》三卷，当时曾盛行于世。元佑八年（1093），苏轼为亡妻宋氏设水陆道场，撰水陆法赞十六篇，因称为眉山水陆。南宋时史浩路过金山，闻水陆法会之盛，特施给四明东湖月坡山田一百亩，专供四时修建水陆之费。乾道九年（1173），月坡山创建殿字，四时启建水陆大斋，史浩亲撰疏辞，作《仪文》四卷。南宋末年，志磐又续成《新仪》六卷；并制定像轴二十六轴。于是金山仪文称为“北水陆”；志磐所撰称为“南水陆”。《应庵昙花禅师语录》卷五有在建康蒋山太平兴国寺《王机宜为弟枢密相公设水陆请升堂法语》，和在平江府报恩光孝寺时《悲济会水陆升堂法语》。昙花是宋高宗时人，可见当时水陆fo事已很普遍。元《元叟端禅师语录》有《朝廷作水陆升座法语》，其时是皇庆元年（1312）。《元史》卷二十八说：英宗至治三年（1323）制京师万安、庆寿、圣安、普庆四寺，扬子江金山寺，五台万圣佑国寺作水陆fo事七昼夜。其时月江正印禅师住持金山，其《语录》中有《朝廷金山建水陆法会普说》，就是其事。《楚石梵琦禅师语录》卷二十有明洪武元年、二年（1368、1369）两次于蒋山禅寺水陆法会升座《法语》，这也是受明太祖敕旨举行的。可见元明时对水陆fo事甚为重视。明袾宏又因金山寺本前后错杂，不见始终头绪，时僧者舍亦复随意各殊，乃取志磐崴轨重加订正，成为《水陆修斋仪轨》六卷。清咫观撰《法界圣凡水陆大斋普利道场性相通论》九卷，《法界圣凡水陆大斋法轮宝忏》十卷。现在通行的是清道光间仪润汇集袾宏订正的《水陆仪轨》。

根据如上所述的水陆fo事发展情况来看，水陆仪文是宋人创撰的。宋遵式《施食正名》中说：“今吴越诸寺多置别院，有题榜水陆者（中略），有题斛食者（中略），有题冥道者”。是水陆与冥道是同一仪式的名称。日本最澄、圆仁先后入唐求法，所携回的密部经典中有《冥道无遮斋法》一卷（最澄）、《冥道无遮斋文》一卷（圆仁）。现在《阿婆传抄》中有《冥道供》，其规模与水陆仪轨大致相仿。可见水陆法会是唐时密教的冥道无遮大斋与梁武帝的六道慈忏相结合而发展起来的。到了宋代杨锷又采取了密教仪轨而编写成《水陆仪》。明莲池（袾宏）大师既嫌金山寺木头绪杂乱，可见原初创始未必是出于通家之手。现在金山寺本既不传，无从考知其内容。总之，水陆法会是宋代盛兴起来的一种fo教仪式，是可以断言的。

瑜伽焰口系根据《救拔焰口饿鬼陀罗尼经》而举行的一种fo事仪式。经中说：fo在迦毗罗城尼具律那僧迦蓝，为诸比丘并诸菩萨说法。尔时阿难独居闲静处习定。至夜三更，有一饿鬼，名曰焰口。于阿难前说：“却后三日汝命将尽，生饿鬼中。”阿难心大惶怖，疾至fo所，陈说此事，并乞示教。时fo为说无量威德自在光明殊胜妙力陀罗尼，谓诵之即能免饿鬼苦，福寿增长。修此法时，于一切时，取一净器，盛以净水，置少饭麨及诸饼食等，右手按器。诵陀罗尼七遍，然后称多宝、妙色身、广博身、离怖畏四如来名号，取于食器，泻净地上，以作布施。若施婆罗门仙，即诵此陀罗尼二七遍，投于净流水中。若诵三七遍，奉献三宝，则成上味奉献供养。

此法的传来，最初是唐武后时实叉难陀译《救面然饿鬼陀罗尼神咒经》一卷和《甘露陀罗尼咒》一卷。面然就是焰口的异译。其《救面然饿鬼陀罗尼神咒经》中所说的真言名变食真言。《甘露陀罗尼咒》所说真言名甘露真言。谓取一掬水，咒之十遍，散于空中，即成甘露。其后不空三藏译出《救拔焰口饿鬼陀罗尼经》，与实叉难陀所译同本。不空又译出《瑜伽集要救阿难陀罗尼焰口仪轨经》、《瑜伽集要焰口施食起教阿难陀缘由》（即前《仪轨经》前半起源分别行）、《施诸饿鬼饮食及水法》。日本所传尚有唐跋驮木阿译《施饿鬼甘露味大陀罗尼经》。不空译《瑜伽集要救阿难陀罗尼仪轨经》中的行法次第是：一、破地狱真言，二、召饿鬼真言，三、召罪真言，四、摧罪真言，五、定业真言，六、忏侮真言，七、施甘露真言，八、开咽喉真言，九、七如来名，十、发菩提心真言，十一、三昧那戒真言，十二、施食真言，十三、乳海真言，十四、普供养真言，十五、奉送真言。自此以后施饿鬼食便成为修密法者每日必行的仪式。日本入唐求法诸家曾携回有关施食饿鬼的仪轨。空海著《秘藏记》中曾解释施饿鬼法中五如来义。安然《八家秘录》有《施饿鬼法》，列诸家将来经轨八部。但是在中国却由于唐未五代之乱，随著密教失传而施食一法也失传了。

宋代诸师对于施食一法是不够了解的。在遵式《金园集》中有施食正名、施食法、施食文。施食观想诸篇。其法并非密教仪轨，只是取经中真言，附以台宗观想而已。其施食正名中说：“今吴越诸寺多置别院，有题榜水陆者（中略），有题斛食者（中略），有题冥道者。”斛食是指焰口施食。冥道是唐代的冥道无遮大斋，也是密教行法的一种。水陆是宋代兴起的仪式。此三者在当时是混同著而无所区分的。宗晓有《施食通览》一卷，首载《救面然饿鬼经》二译，次录《涅槃经》fo化旷野鬼神缘，《鼻奈那杂事律》fo化魔子母缘及《宝云经》中比丘乞食分施鬼畜文，次集诸家关于施食及水陆斋会之文。其中有仁岳《施食须知》一篇，也以为施旷野鬼神，施鬼子母救拔焰口饿鬼同是施食。《释门正统》卷四《利生篇》也同此说。可见宋代诸家对于焰口施食曾企图恢复而未得其道。

元代由于藏族喇嘛进入汉地，密教也随之复兴。藏经中有《瑜伽集要焰口施食仪）一卷，未注译人。就其中真言译音所用字考之，应是元人所译。其次第与不空译《救阿难陀罗尼焰口仪轨经》相同，其前增有三归、大轮明王咒、转法轮菩萨咒、三十五fo、普贤行愿偈、运心供养、三宝施食、入观音定，然后方破地狱。而后增尊胜真言、六趣偈、发愿回向偈、吉祥偈、金刚萨埵百字明、十类孤魂文、三归依赞。从此瑜伽施食之法得以复兴。

明代，由于诸家传承不一，各自以意增益，遂又形成杂乱。今所知者明代行法有《瑜伽焰口施食科仪》。其后天机禅师删其繁芜，成为《修习瑜伽集要施食坛仪》。世简称为《天机焰口》。天台灵操为之注，名曰《修习输伽集要施食坛仪应门》二卷。其中唯召请孤魂文不同。莲池袾宏又因《天机坛仪》略加参订，名曰《修设瑜伽集要施食坛仪》，略名《瑜伽集要施食仪轨》，并为之注，名《施食补注》。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宝华山释德基又因袾宏本略加删辑，名为《瑜伽焰口施食集要》，世称《华山焰口》，乾隆六年（1741）宝华山释福聚又因之作《瑜伽施食仪观）。此外又有康熙十四年（1675）释寂暹著《瑜伽焰口注集纂要仪轨》。康熙二十二年刊《修习瑜伽集要施食仪轨》的跋文中说：“禀受师承不出一家，遂使流通经本大相径庭。纷纭彼此，莫知适从。”清代fo寺流行的《焰口》，多为《天机》和《华山》两种。

斋天是后起的一种仪式。当天台宗智者大师依《金光明经》制定《金光明忏法》时，其中庄严道场是要依《金光明经》设大辩才天、大功德天和四天王座位。而忏文中依经奉请大梵尊天、帝释天、护世四王、金刚密迹、散脂大将、大辩才天、大功德天、鬼子母等十一天众。到了宋代修金光明忏，设诸天供，就随意依据经文而增加之，诸天座次的排列也引起争论。南宋绍兴中（1131一1162）神焕撰《诸天列传》，乾道九年（1143）行霆又撰《诸天传》。设诸天供有十二天、十六天、二十天、二十四天、三十三天不等。

到了元代，便由金光明忏法略出供天一节，作为寺院中每年岁朝fo事。元省悟所著《律苑事规》卷十中说：“正旦元首，各寺祈祷规式不同，修光明、观音忏法，或诵经文，或只课咒。”又说：“正月旦、上元节，诸寺殿堂多修忏法，或供诸天。”《续释氏稽古略》中说，元文宗时，天台宗的慧光法师于每岁元旦率众修金光忏，这便是斋天所以兴起的根源。明末弘赞律师就简略的《金光明忏法》别撰《斋天科仪》，至今诸寺通行。

放生中国汉地放生的习惯并不始于fo教。《列子·说符篇》说：“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可见逢节日放生，古已有之。而且《说符篇》中说：“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竞而捕之。死者众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过不相补矣。’简子曰：’善！‘。”可见不仅有放生，而且有专门捕鱼鸟以供放生的。

fo教提倡放生，首先是《梵网经》中第二十不行放生戒说：“若fo子以慈心故，行放生业。”又说：“故常行放生，生生受生常住之法。”《金光明经·流水长者子品》中说：fo往昔为流水长者子救十千鱼事。《杂宝藏经》卷五说：沙弥救蚁子水灾，得长命报缘。汉地大规模放生始于天台智者大师。时有天台山麓临海之民，舍扈梁六十三所为放生池。唐肃宗乾元二年（759），诏天下立放生池八十一所。颜真卿撰天下放生池碑。宋真宗天禧元年（1016），敕重修天下放生池。天禧三年（1018）遵式奏以杭州西湖为放生他。天圣三年（1025），知礼奏以南湖为放生池，于fo诞日为放生会。遵式《金园集》中有《放生慈济法门》，知礼《四明教行录》中有《放生文》，这都是放生仪轨。现在通用的《放生仪轨）也是依据《金光明经·流水长者子品》的大意编纂的。

盂兰盆会盂兰盆会是汉语系fo教地区，根据《fo说盂兰盆经》而于每年七月十五日举行的超度历代宗亲的fo教仪式。经中说：目连以天眼通见其亡母生饿鬼道，受苦而不得救拔，因而驰往白fo。fo为说救济之法，就是于七月十五日众僧自恣时，为七世父母及现在父母在厄难中者。集百味饭食安盂兰盆中，供养十方自恣僧。七世父母得离饿鬼之苦，生人、天中，享受福乐。这就是盂兰盆会的缘起。此经是西晋竺法护译的（但《出三藏记集》以为失译），全文八百余字，与此经同本异译的还有东晋失译的《fo说报恩奉盆经》，又名《报象功德经》。其文字更短，约三百余字。此外《开元释教录》卷十八《疑惑再详录》中有《净土盂兰盆经》一卷五纸，此经已佚。《法苑珠林》卷六十二引用其文，称为《大盆净土经》，说十六国王闻fo说目连救母脱苦之事，各造种种宝盆以盛饮食，献fo及僧事。

关于竺法护译的《盂兰盆经》有许多注解。现存的有唐慧净《盂兰盆经讲述》一卷，唐宗密《孟兰盆经疏》一卷，宋元照《盂兰盆经疏新记》二卷，宋普观《盂兰盆经疏会古通今记》二卷，宋遇荣《盂兰盆经疏孝衡钞》二卷，宋日新《盂兰盆经疏钞余义》一卷，明智旭《盂兰盆经新疏》一卷，清灵耀《盂兰盆经折中疏）一卷，清元奇《盂兰盆经略疏）一卷。

《盂兰盆经》的经题解释有两种说法：一说盂兰是梵音，义为倒悬；盆是华言，指盛食供僧的器皿。如唐慧净（盂兰盆经赞述》中说：“名餐香俎在于盆内，奉fo施僧以救倒悬之苦，故名盆也。”唐宗密《疏》云：“盂兰是西域之语，此云倒悬；盆乃东夏之音，乃为救器。若随方俗，应曰救倒悬器。”明智旭《新疏》、清灵耀《折中疏》、元奇《略疏）都用此说。第二说以为盂兰盆三字都是梵语音译。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三十四云：“盂兰盆，此言讹也。正言鸟蓝婆拏，此译云：倒悬。案西国法，至于众僧自恣之日，云先亡有罪，家复绝嗣，亦无人飨祭，则于鬼趣之中受倒悬之苦。fo令于三宝田中供具奉施fo僧，佑资彼先亡，以救先亡倒悬饥饿之苦。旧云：盂兰盆是贮食之器者，此言误也”（今按经文前段亦无以食物安盆中之语）。宋遇荣《盂兰盆经疏孝衡钞》云：“经题者，梵语fo陀乌舍乌蓝婆拏门佐罗素呾缆，华言：觉者说救倒悬器经。”“盂兰盆会者，即今大宋翻经者言，此皆梵语讹略也。具正应云’乌蓝婆擎’，孝顺义，供义，恩义，倒悬义。盆亦讹略，旧云：盆佐那。新云：门佐罗，亦云：门佐曩，华言救器。以义回文，名救倒悬器。”此是遇荣与当时译经院译师商榷所得的解释。

至于依据《盂兰盆经》而举行仪式，创始于梁武帝萧衍。《fo祖统纪》卷三十七云：大同四年（538）帝幸同泰寺，设盂兰盆斋。义楚《释氏六帖》四十五云：“《宏明》云：梁武每于七月十五日普寺送盆供养，以车日送，继目连等。”自此以后，成为风俗，历代帝王以及群众无不举行，以报祖德。唐道世《法苑珠林》卷六十二《祭祠篇》云：“国家大寺，如长安西明、慈恩等寺，……每年送盆献供种种杂物及舆盆音乐人等，并有送盆官人，来者非一。”又云：“外有施主献盆献供种种杂事。”可见唐时风俗对于盂兰盆供是很重视的。此后就更盛大的举行。《fo祖统纪》卷五十一云：“（唐）代宗（李豫）诏建盂兰盆会，设七庙神座，迎行衢道”（又见卷四十一大历三年（768）条）。“德宗（李适）幸安国寺，设盂兰盆供”（又见卷四十一贞元十五年（799）条）。《释氏通鉴》卷九亦有类似的记载，并云岁以为常。宋赞宁《大宋僧史略》卷中《内道场》条中也记此事云，“造盂兰盆，饰以金翠”。只是以前送盆往寺设供，至此改在官内举行，而供器更庄严了。民间对于盂兰盆会也日见热烈．如日本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会昌四年（844）条记云：“（长安）城中诸寺七月十五日供养，作花腊、花瓶、假花果树等各竞奇妙。常例皆于fo殿前铺设供养。倾城巡寺随喜，甚是盛会。今年诸寺铺设供养胜于常年。”不仅在家士庶竞修供养，出家僧侣也各出己财，造盆供fo及僧。如宗密《盂兰盆经疏序》：云“年年僧自恣日，四事供养三尊，宗密依之崇修，已历多载。”

到了宋代，这种风俗相沿不改。但是盂兰盆供的富丽庄严和供fo及僧的意义减少而代之以荐亡的行事。在北宋时如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八《中元节》条所说：“印卖《尊胜》、《目连经》。又以竹竿斫成三脚，高三、五尺。上织灯窝之状，谓之盂兰盆。挂搭衣服。冥钱在上，焚之。构肆乐人自过七夕，便搬目连经救母杂剧，直至十五日止。观者倍增。”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七亦云：“七月中旬，俗以望日具素馔享先。织竹作盆盎状，贮纸钱，承以一竹。……谓之盂兰盆。”宋高承《事物纪原》曾呵责其失云：“按《盂兰经》曰：‘目连母亡；生饿鬼中。’fo言：’须十方僧众之力，至七月十五日具百味五果，以著盆中，供养十方大德。‘后代广为华饰，乃至割木割竹，极工巧也。今人第以竹为圆架，加其首以斫叶中贮杂馔。陈目连救母画像，致之祭祀之所。失之远甚矣。”但《事物纪原》尚无焚盆及挂冥纸之说，似尚是宋代早期风俗。及至南宋，如宋吴自牧《梦梁录》卷四云：“七月十五日……僧寺于此日建盂兰盆会，率施主钱米，与之荐亡。”

自后盂兰盆会便成寺院中每年重要行事之一。元德辉重编《百丈清规》卷七《节腊章·月分须知》中云：“七月初旬，堂司预出孟兰盆会诸寮看诵经单，预牵众财办斛食供养。十三日散楞严会。十二日解制。当晚设盂兰盆会，讽经施食。”元明本《幻住庵清规》云：“七月十五日解制人事。此夜分启建盂兰盆胜会以济幽爽，以报劬劳。此会亦须预出经单，请大众随意披阅。此会有开甘露门一坛，请依而行之。”这就说明盂兰盆会的主要内容在于讽经施食了。这种仪式一直流行到明代。明袾宏《正讹集》中曾加以辩正云：“世人以七月十五日施鬼神食为孟兰盆大斋之会，此讹也。兰盆缘起目连，谓七月十五日，众僧解夏自恣，九旬参学多得道者，此日修供，其福百倍，非施鬼神食也。施食自缘起阿难，不限七月十五。所用之器是摩竭国斛，亦非兰盆。盖一则上奉贤圣，一则下济饿鬼，恶可得混？”清仪润曾欲两全其道，谓日献兰盆，恭敬三宝；夜施斛食，普渡鬼神。仪润《百丈清规证义记》卷八中详载《兰盆仪轨》，云全卷见《兰盆会纂》中。其中有净坛绕经、上兰盆供、众僧仪食诸仪节，又附兰盆会约二十一条。但是各寺院遵行者不多，在群众中仍多以荐亡度鬼为盂兰盆会的主要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