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人超度
汉人超度
不对，喇嘛是西藏的，汉族人死后一般都是请和尚或者道士超度，但是现在崇尚科学，基本都不搞那一套了。
汉族与蒙古族的风俗有什么不同
游牧文明跟农耕文明是截然不同的文明，在这样大环境的不同下风俗也截然不同。如果要细说，那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完的。一个田地里种地的民族跟一个草原上放牧的民族，生活生产方式不同，习俗的差异就太大了。你的问题应该是问的纯正的蒙古族和纯正的汉族之间的比较，排除掉同化的那部分人。举例来说，汉人过八月十五，并把他当合家团圆的节日，但蒙古人就不过八月十五，这一天是他们妻离子散的难日；汉族办丧事不需要超度，而蒙古族则需请喇嘛超度灵魂；蒙古族是全民信教的民族，且信仰藏传佛教，而汉族部分信教，是佛教；除之外，婚礼、日常生活、接人待物那必然也是不同的。你的问题太大，仅能如此简单答复了。
汉族人寿终正寝去世后，孝子为何要守七数，何出处？
佛教说
早在南北朝时已见有关记载，《北史·胡国珍传》：“国珍年虽笃老，而雅佛法”，及薨，“诏自始薨至七七，皆为设千僧斋”；《北齐书·孙灵晖传》：“从(南阳王)绰死后，每至七日及百日终，灵晖恒为绰请僧设斋。”根据上述记载和其他若干资料，学者多认为做七习俗来源于生缘说，大约在佛教传至东汉后到南北朝这段时期内形成，从唐初起突破信众范围，走向世俗化。为何要规定“七”为忌日?谓人生有六道流转，在一个人死此生彼之间，有一个“中阴身”阶段，如童子形，在阴间寻求生缘，以七日为一期；若七日终，仍未寻到生缘，则可以更续七日，到第七个七日终，必生一处(见《瑜珈论》)。所以在这七七四十九天中，必须逢七举行超度、祭奠。这种由佛教“生缘说”催生的做七习俗之所以在南北朝时形成，自然应视作当时佛教盛行的产物。唐人李翱曾撰《去佛斋说》，对做七习俗及其理论依据予以驳斥，其根据之一便是“伤礼”，不合儒家对人情哀戚的讲求，这也能反证做七本是佛家的事。道教说相反，也有人认为做七习俗本于道教。从该俗的实践看，做七既请僧众诵经，也请道士诵经，而民间关于做七由来的种种解释，多与道教的地狱结构及功能的宣传相吻合。清赵翼在《陔余丛考》卷三十二还结合做七习俗起于元魏、北齐的历史背景来对此论证：“按元魏时，道士寇谦之教盛行，而道家炼丹拜斗，率以七七四十九日为断，遂推其法于送终，而有此七七之制耳。”他还引证《韩琦君臣相遇传》：宋仁宗驾崩，英宗初即位。光献太后对宰臣韩琦说：“当初立他(指英宗)为皇太子时，臣僚多有言不当立者。恐他见后心里不好，昨因斋七，并焚于钱炉矣。”这个引证别有深意——众所周知，宋朝自太宗以后，道教一直备受尊崇，到真宗时更受到无与伦比的偏爱，还出现一个所谓“圣祖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赵玄朗，成为赵宋皇家的祖宗，从而使道教跃居“国教”地位。如果做七是佛教所创，很难想像会替已故皇帝行此奠仪的。其它传说还有人认为做七习俗源自先秦时代的“魂魄聚散说”：人之初生，以七日为腊，一腊而一魄成，故人生四十九日而七魄全；死以七日为忌，一忌而一魄散，故人死四十九日而七魄散，做七的意义就是祭送死者。此外如天以阴阳二气及金、木、水、火、土五行演生万物，谓“七政”，人得阴阳、五常而有“七情”，故天之道惟七，人之气亦惟七；以及《易·系·复》曰“七日来复”，《礼记·檀弓上》日“水浆不入口者七日”，都是本此道理而来，也都是后世做七习俗的信仰内涵所在。不过这些观念和旧礼又是怎么具体变成做七习俗的呢?仍是一个迄今无人作出说明的疑问。还有人推测，做七习俗的原型是“虞祭”，即周代时“国人”于父母葬后迎其魂灵于殡宫的祭祀仪式，“虞”就是“安”的意思，即使亡者之灵得到安息。按礼制规定，举行虞祭的时间和次数因死者地位的不同而有区别，士之丧三虞，大夫之丧五虞，诸侯之丧七虞，每次虞祭皆以七日为期。到了“礼崩乐坏”的春秋晚期，大夫都僭用诸侯的七虞之礼。再往后，秦并六国，改朝换代，只要有条件谁举办七虞都行，最终流变成了通行民间的做七习俗。
有人知道汉族丧葬习俗的具体过程吗？
丧葬，是人的最后一项仪式。所谓丧葬礼俗就是处理死者时殓殡奠馔的礼节与习俗。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丧葬礼俗有着重要作用。它不仅仅是为了避免死者尸体腐烂而加以掩埋的活动，也不只是活着的人对死者表示悲哀悼念的礼节习俗，儒家通过丧葬仪式宣扬并实行“慎终追远”的孝道，统治者通过丧葬制度强调并维系社会等级，达到调控社会的目的。所以，中国的丧葬制度有着极为丰富的内蕴。随着时代的流逝，繁琐的丧葬制度也日趋简化。我们这里介绍的主要是近代江苏各地的丧葬制度。
1．领路经。病人或老人将死，预先请尼姑至床前念领路经。从寝室到大门一路插上蜡烛。人在临死前须将其床上蚊帐取起，否则以为人死后将会落入“网尸城”。将小块银子放在死者口中，称为“含口银”，据说是怕在阴间因为饮孟婆汤而迷了心。要将死者移至堂屋之中的停尸床上，头南脚北面朝天，大开家中的门，以利死者灵魂离去。亲生儿女在老人断气前后烧锡箔寿纸，叫“引路钱”。门口烧纸轿、草鞋，庭中烧锭库以及死者生时衣服数件(但要除去皮衣，否则死者来世将变成犬马)。
2．在吴地，人死后以水抹身，富者以绸绫十三件，贫者以布衣七件给死者穿上，都是有扣而无纽。在苏北地区如高邮，是在死者停止呼吸前穿寿衣，又叫老衣。寿衣讲究“五领三腰”。“五领”为五件上衣，即衬褂、棉袄、棉袍、罩衫、马褂；“三腰”为三条裤子，即衬裤、棉裤、罩裤。女丧改棉袍、马褂为大棉袄、夹袄，改罩裤为裙。有家人守夜。死者头前供一碗生米饭，叫做“倒头饭”。头前足下各点一盏油灯，叫“引路灯”(在吴文化区域如昆山等地，死者脚边点燃的灯称为“长明灯”或“幽明灯”)。死者脸上盖张黄纸，叫蒙脸纸。至夜请僧尼礼忏，称为“转敛”。
3．丧服。上辈或平辈人死要戴孝，下辈人死不戴孝。儿子披麻戴孝：头戴麻布帽(有的帽后垂麻丝)，帽子左右两角挂棉花球，用白布做成袍子穿在身上为孝服，鞋面上蒙上麻布，腰中扎一条反搓成的稻草绳子。女儿和儿媳披发扎麻，穿白布衫裙，脚蹬麻布蒙面布鞋。孙辈帽上缝一小块红布。死者同宗每人发孝帽一只，女发孝巾一条，名曰“散孝”。家有丧事要“变白”，服饰及家具物件凡是红色的，一律搬开或用白纸蒙上。门上贴两张宽十厘米左右的白纸条作讣告。
4．“吃倒头饭”。孝子招待亲友一律素食，叫做“吃倒头饭”(吴地称为“吃豆腐饭”)。死者年龄大，且生前吃荤，在丧事办完后，最后一顿用酒招待，叫做“谢红”。
5．引路焰口。丧事须按风水先生的安排办事。家人要请和尚超度亡灵，叫做“引路焰口”。有的请道士做道场，驱邪捉怪。
6．大小殓。大殓和小殓无大区别，只是小殓不钉尾，不合棺缝。棺木要由族长和孝子的母舅殓收，得其同意后方可入殓。入殓要按风水先生确定的时刻，禁忌属相的人在入殓时必须回避。大殓在死后二三日，预先小殓。棺内放石灰垫衬。尸将入棺时，先检尸衣之珠玉，然后由孝子捧头纳入，用水抹尸面，并洒酒尸口。尸体用红线正位人棺，身下垫以铜钱 (有的用纸钱)，伴以死者生前心爱之物作陪葬晶。入殓后，子女亲友绕棺一周向死者看最后一眼。接着置登升柩，由孝子磕“四方头”。在苏北，盖棺时，棺钉用子孙儿媳头发缠绕，随钉钉入棺内，叫做“挽钉”。“封钉”，男丧由族长执斧，女丧由母舅操柯。孝子必给执柄者以彩帛或封钉礼金。
7．做七。死后每七日，请僧侣道士礼忏诵经，共七次，称为“做七”。
8．回煞。回煞俗称接眚，又称撇青，在死后十余日内进行。这天，先将寝室中铺设恢复当日死 者气绝时之原状，然后以死者衣服放在床中，衣服整齐，幻为人形。屋内要悬挂尖嘴鸡爪、形状可怖的眚神于其侧，设三牲祀之。
9．出殡。殡葬有三种形式，一是停柩三年后殡葬，二是搁置“六七”即死后第四十二天殡葬，三是入殓后随即殡葬。一般入殓后三天内安葬。殡葬时间、地点由风水先生确定。亲友子女随棺送葬。子女手执“哭丧棒”(尺许长的柳树棍)。送葬路上一路丢“买路钱”。挖长方形坑，坑内燃烧稻草，叫“暖坑”；再将铜钱或纸钱放在坑内四角和中央，然后棺材入坑，叫“登位”。子孙儿媳们用衣襟兜些土放在棺木上，叫做“罗裙兜土”；接着挥锹填土，做成圆锥体似的土堆，有的在墓前立碑。孝子将手中的哭丧棒栽在坟前，子、孙、重孙各栽一排。不久，柳桩做的哭丧棒会发芽吐枝，若枝繁叶茂，则象征子孙繁盛，家业兴旺。这些树后代不得砍伐。殡葬后，在墓前后左右烧些纸钱给野鬼，名为“和邻纸”；再为死者烧“安位纸”，最后燃放鞭炮。回家路上不许回头望，忌走回头路。到家门口，送葬人从点燃的纸钱上一跃而过。
10．烧七。殁后每隔七日举祭一次，称“烧七”或“做七”，共七次。逢七时，全家团聚灵前，设食供奉，或请僧道诵经。“六七”时，亲朋好友前来追悼，孝子请僧尼做佛事，或请道士斋醮，焚纸制冥房和用具。出嫁女儿办饭菜供奉亡灵，名为“换饭”。七期之翌日逢农历初七、十七以及二十七，则此日为“犯七”，家人以为死者灵魂回归，预将汤罐水缸空坛之口全部盖好，恐其坠入；又将枕簟被褥铺好供其服用，谓之“闭殃”。欲办喜事之家需抓紧在“六七”之内完婚，叫“七内招”，否则必须三年之后才能办喜事。
11．百祭日。死者死后一百天举行祭奠叫“百祭日”，死后一年举行祭奠叫“做头周年”，此后每年纪念日叫“烧周年”。丧者之家春联第一年为白纸，第二年为绿纸，第三年为黄纸。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影响并支配民间丧葬习俗的观念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灵魂不灭和祖先崇拜的观念，而其中佛教和道教中的阴间和来世想象对丧葬中的许多习俗有深刻影响；二是儒家所提倡的孝道观念，这种中国特有的儒家伦理思想在丧葬上的反映就是上述繁缛的丧葬礼俗，其中有不少封建迷信色彩。
